同濟大學教授黃運成：董監高對于“披星戴帽”公司極低的信披合格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中國證監會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運成

新華財經北京12月8日電 題：董監高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司利益之上是184家公司被實施*ST和ST的根本原因

盡管董監高對公司負有忠實盡責和勤勉義務，但現實中也不乏董監高違規行為的發生。本篇以A股市場中被實施*ST（退市風險警示）和ST（其他風險警示）的公司為樣本，分析被實施*ST和ST的公司的市值分布，揭示董監高在公司被實施*ST和ST過程中應承擔的責任。

截至2021年10月31日，A股被實施*ST和ST的公司共有184家，其中被實施*ST的公司有106家，被實施ST的公司有78家。

按市值區間分類，①第一類公司（市值在1000億元以上）共0家，數量占比0%；②第二類公司（市值在500億元~1000億元）共0家，數量占比0%；③第三類公司（市值在100億元~500億元之間）共10家，數量占比5.43%；④第四類公司（市值在50億元~100億元之間）共16家，數量占比8.70%；⑤第五類公司（市值在50億元以下）共158家，數量占比85.87%。

從市值分布上看，被實施*ST和ST的公司，近95%市值低于100億元。

在2020和2021年被實施*ST的上市公司中，屬于財務類退市風險警示的上市公司有101家，數量占比95.28%；屬于規范類退市風險警示的公司有5家，數量占比4.72%。可見，絕大多數被實施*ST的上市公司是由于財務類原因而被交易所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

財務類強制退市情形主要有三種原因：最近一個會計年度，①經審計的凈利潤為負值且營業收入低于人民幣1億元；②期末凈資產為負值；③財務會計報告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

無論是以上三種原因的哪一種，都反映了上市公司存在不具備持續經營能力的風險。除去經濟、市場環境等外部因素，究其內因則都與董監高的不規范行為和經營管理能力差密切相關。

在2021年已公布數據的A股公司中，信息披露合格率為96.29%；而被實施*ST和ST的公司里，信息披露合格率僅有46.20%。

董監高對于前述被實施*ST和ST公司極低的信披合格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追溯信披違規的根本原因，恰是董監高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司整體利益之上。

對2020和2021年上市公司董監高因違規被處罰的次數進行統計，A股上市公司近兩年董監高平均違規0.95次；被實施*ST和ST的上市公司董監高平均違規8.34次，違規次數遠高于A股上市公司均值。可見董監高的不規范行為是上市公司被*ST和ST的根本原因。

綜上，董監高不應越過行為規范的紅線，完善信息披露，才是上市公司發展行穩致遠的根本。

關鍵詞： 同濟 合格率 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