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必須關注我國的貿易碳逆差

作者：清華大學生態文明研究中心 任亞楠

新華財經北京10月12日電 題：碳達峰碳中和必須關注我國的貿易碳逆差

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截止2021年8月底，全球已經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或“零碳”目標。其中，我國也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鄭重承諾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并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貢獻中國力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外貿是拉動我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然而，對外貿易隱含大量的碳排放。國際上多項研究顯示，在2017-2019年間，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約占全球總碳排放的1/4。因此，必須高度重視我國對外貿易的隱含碳排放。

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應得到重視

碳減排工作傳統上側重從供給側減少碳排放，但是需求側和國際貿易方面的減排潛力已在學術研究中得到充分揭示。各國在生產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引發了全球分工和國際貿易。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貿易得到了快速發展，驅動商品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頻繁流動，推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加速技術轉讓和產業結構調整進程，給參與其中的世界各國帶來巨大收益。但與此同時，商品的生產過程以及相關的碳排放則通過國際貿易從商品最終消費國轉移至商品生產國，從而改變了全球碳排放的時空分布格局和貿易參與國的國內碳排放。進出口商品的生產轉移的碳排放又被稱為貿易隱含碳排放。國際上多項研究顯示，在2017-2019年間，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約占全球總碳排放的1/4。

一直以來，國際上通用的界定國家碳排放責任的原則是“生產者負責原則”，即“誰生產、誰排放、誰負責”。在這種語境下，國際貿易直接改變了商品消費國和商品生產國的碳排放責任及碳減排壓力。以我國和歐盟為例，歐盟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伙伴和第二大進口伙伴。在2009-2019年間，我國對歐盟一直保持貿易順差，我國國內的部分生產活動最終服務于歐盟國家的消費需求。2019年，中歐貿易順差高達1637億歐元，歐盟向我國凈出口碳排放1.6億噸，從而減少了其境內碳排放。一定時期內，若一國在對外貿易中進口的碳排放大于出口的碳排放，則稱為貿易碳逆差。我國對歐盟就長期保持了貿易碳逆差，增大了我國的碳減排壓力?？v觀1980年以來國際貿易的結構演變，呈現出以下特征：出于經濟地位、技術水平、環境管制等方面的差異，發達國家把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碳排放的生產者責任，加劇了全球碳減排權責的不公平性。發達國家“高生活水平和低排放水平”與發展中國家“低生活水平和高排放水平”的矛盾現象顯然有失公平。鑒于發展中國家通常具有較高的碳排放強度，發達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部分商品（最可能是碳密集商品）以替代國內生產活動的減排方式甚至有可能增加全球碳排放。

應對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但全球層面氣候治理規則尚未確立。推行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即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邊境稅或要求購買碳排放配額，是發達國家一直呼吁的應對氣候變化路徑。歐盟CBAM法案將于2026年生效，要求水泥、鋼鐵、鋁、化肥、電力等特定種類商品的歐盟進口商，參照歐盟碳市場價格繳費購買相應的碳許可。發達國家CBAM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有較多沖突，并將導致綠色貿易壁壘。事實上，以我國為代表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仍在負重前行。在現行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下，發展中國家面臨產業“低端鎖定”和排放“高碳包袱”的雙重困境，在通過國際貿易共享有限經濟收益的同時付出了巨額碳排放和生態環境代價。

我國貿易順差背后是貿易碳逆差

外貿是拉動我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統計顯示，在1978-2020年間，我國進出口總額從355億元人民幣提高到32.2萬億元人民幣，增長了905倍。其中，我國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增長了1069倍和758倍。2020年，外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8%，帶動就業1.8億人左右。而且，十八大以來，外貿累計貢獻了11%的財政總收入，有力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助力我國脫貧攻堅任務順利完成。同時，我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不斷優化。我國出口主導產品整體上經歷了從資源性產品轉向輕紡產品、再逐步轉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發展歷程。2020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已提高至59.4%。

雖然我國出口產品不斷向價值鏈上游攀升，但是現階段仍然以高能耗和高碳強度產品為主。2019年，我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已下降48.1%，但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國的2.7倍、歐盟的3.2倍。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我國也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生產和加工這些產品的碳排放成本。2019年，出口貿易增加我國國內碳排放17.9億噸，約占我國自身碳排放量的18.0%，同年進口貿易減少我國國內碳排放8.6億噸。合計而言，2019年，我國2.9萬億元人民幣貿易順差的背后是9.3億噸貿易碳逆差，約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9.4%。在與世界各國的貿易中，中美貿易轉移的碳排放是最多的。2019年，中美貿易隱含碳排放3.5億噸。其中，由美國消費我國出口的商品而產生在我國國內的碳排放為3.0億噸，由我國消費美國出口的商品而產生在美國國內的碳排放為0.5億噸。由于中美貿易順差，2019年美國向我國凈轉移碳排放2.5億噸。

我國應對貿易碳逆差的策略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歐盟CBAM為代表的“碳關稅”機制落地，表明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新國際貿易體系和產業競爭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給我國可持續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帶來新的挑戰。為積極應對更趨復雜的貿易爭端并促進“雙碳”目標順利實現，我國對外貿易中的碳逆差問題應引起足夠重視。建議國家在政策制定中在以下五方面作出充分應對：

一是持續強化綠色低碳技術自主創新。資源能源減量增效等綠色技術手段對降低碳排放強度的貢獻率可達到1/3。要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加強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發展，推動支柱產業領域的綠色低碳技術實現突破。加快部署減污降碳、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綠色智慧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基于電力和氫能的低碳化工、基于原料替代的低碳水泥、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具有推廣前景的低碳零碳負碳技術。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時，要形成推動全產業鏈及產業體系協同深度碳減排的技術創新體系，為實現長期低碳發展轉型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

二是推動產業體系升級和產品結構調整。結構性調整對降低碳排放強度的貢獻率約為2/3。在經濟新常態下，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產業體系。通過出口環境稅以及產品和行業準出制度等手段限制高碳、低附加值產品無序出口。改造提升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傳統產業，通過自主創新、外部引進、技術外溢等渠道推動傳統制造業產品的高端化和綠色化，打造新的競爭優勢。依托現有產業鏈配套能力和工業體系完備的優勢，快速發展低碳產業集群，擴大低碳產品和服務貿易比重。

三是建立完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要加快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完善，以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性措施相結合，使之成為對沖和反制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有效制度工具。今年7月首先在電力行業啟動了全國碳市場上線交易，并逐步覆蓋鋼鐵、石化、化工、建材、造紙、有色、航空等重點碳排放行業。要進一步擴充碳市場覆蓋行業范圍，豐富交易品種和方式，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逐步完善碳定價機制。此外，在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國際協調因素，有效抵御發達國家碳邊境調節機制的負面影響。

四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2019年，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7.8%，連續6年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要確保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進而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同時，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平臺、促進內外貿一體化，支持企業融入全球供應鏈、提高跨國經營能力和水平，更好地發揮外貿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全球經濟大循環的關鍵樞紐和主渠道作用。

五是加強國際和區域合作。既要加強與發達國家的交流和協商，推進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建設，積極爭取制定國際貿易中的碳排放標準和規則的主動權。更要抓住“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合作發展的戰略機遇，優化區域產業鏈分工布局，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和關聯產業協同發展，共同走上低碳經濟發展道路。要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互補性貿易，通過綠色投融資和綠色技術貿易等方式，加強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成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挑戰與機遇并存。堅持以上五措并舉有助于打造綠色貿易體系、培育綠色競爭優勢，并快速拉平我國的貿易碳逆差，助力我國“雙碳”目標如期甚至提前實現。同時，也為完善全球綠色治理、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作出中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