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創名城“通關術”

第一財經與微眾銀行微眾企業+聯合推出的《科創源動力》項目啟動了第二季，我們依然選取了一組中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來考察關于城市和科創的話題。

這幾年，無論走到哪個大城市，聊起經濟問題，科創始終是當地官員最關注的話題。這個現象背后，有著必然的邏輯。因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而科技又是第一生產力，相比較于其他要素，科技創新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提升潛在增長率，對于經濟增長來說，科技創新帶來的邊際效應是最大的。從國家的角度而言，科技創新能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也是地方競爭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抓手。

因此，各大城市不遺余力抓科創，是一個必然結果。其實，從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的經驗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科技創新做得好的城市，帶動了城市發展能級，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更快，質量更佳。同時，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前提下，越是重視科技創新要素合理配置的城市，城市的科創競爭力也會越強大，最終經濟與科創形成良性互動，良性循環。

城市科創的“中國特色”

與之相關的是，近幾十年來，全球科創發展的一大特點就是越來越集中在都市圈和大城市，比如硅谷、波士頓、東京和倫敦。而且近年來又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就是從都市郊區的小鎮紛紛回歸到都市的最中心地帶，在倫敦、紐約、柏林的老城區里，已成風潮。像紐約硅港，距離華爾街只有1.5公里，像倫敦東區科技城，距離倫敦金融城只有1公里。因為原來那種坐落在城市郊區，依靠公路連接的創新園區，在生活品質方面，在創新人群信息高效率交流方面，無疑存有短板。另外，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科學技術具有極強的通用性特征，具有極強的滲透性和協同性，大都市中心和副中心地區因為產業集群度和技術應用落地場景的豐富性，也吸引越來越多的科創企業開始“返城”。

那么，回到中國，出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大都市城市空間布局和美歐不同，制造業和服務業，生產和生活區域往往就集中于一個大空間。而且，在上世紀后半葉的快速工業化的時期，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核心制造業，雖然幾十年以后產業有了迭代更新，但是，這種大城市和地區核心制造業兩位一體的布局并沒有改變。極少數希望模仿歐美金融中心，把服務業作為核心產業的大都市，最后也意識到失去了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不僅是GDP大受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就業的穩定性也失去了依靠。

當然，更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制造業的極速發展，在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國迅速崛起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據工信部數據：2021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規模達31.4萬億元，自2010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連續12年世界第一。

所以，和歐美大城市相比，中國大城市推進科技創新，在城市空間布局和制造業能力等發展條件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

共性與個性

中國的大城市推進科技創新，還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各地選擇的科創領域和創新產業體系重合度比較高。當然這不是一個貶義詞，一來是因為新技術新產業的大趨勢十分明朗，大方向就這么幾個;二來也是前文所說的，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科學技術具有極強的通用性特征，可輻射和拉動的產業面很廣，所以可以影響到一大批傳統產業的迭代升級;第三則是因為大家都是在起步階段，城市之間差距不大，越早投入越快布局，勝算就越大。所以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在同質化特色下，各地是否找得到各具特色的發展方向?

在這兩年《科創源動力》項目的走訪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各地一些有益的經驗。這其中既包括各地根據自身特點和稟賦所進行的探索實踐，也包括像微眾銀行這樣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生態賦能。

首先是在幾個大的科創領域找到相對細分的方向進行垂直突破。以蘇州工業園區為例，在發力高端裝備制造、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產業的同時，瞄準具有廣闊產業前景的新材料領域，以納米材料為突破口，吸納了大量如中科院蘇州納米所等高端創新載體，聯合一批創新企業，主攻納米材料為核心的新材料科技創新，園區以“研發創新+創業孵化+規模產業化”布局的納米技術應用產業載體，已經成為全球納米技術應用產業的高地。

其次就是立足于本地原有優勢傳統產業，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方向，最典型的是長沙，用當地官員的話講就是“老樹發新枝”。在工程機械、現代農業、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業等原有優勢產業上，通過持續的科技創新，使得既有的這種優勢產業不斷升級轉型，促進優勢產業裂變和成長，催生出新的產品和市場。

還有像南京這樣一座具有深厚科教底蘊的城市，他們的創新突破口不僅是發力軟件和信息服務、集成電路這些優勢產業，還把重心放在了科技成果轉化這個普遍難題之上，把成果轉化定位為城市科創的重心所在，形成了鮮明的南京特色。

在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2021年的一項研究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時髦新領域幾乎成為各地共同選擇的同時，不同體量的城市在具體發力時，還是體現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形態。

這項研究挑選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產業實力較強的兩組典型城市，對所有園區內的企業作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分類。整體來看，上海的產業結構較為均衡，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生物等領域的企業數量都保持了較大的規模，而深圳則是典型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地。

與這兩座核心城市相比，蘇州與東莞在高端裝備制造和新材料等領域的企業占比更高，產業結構上明顯拉開了差距。

這項研究也覆蓋了中國的主要城市群，研究結論顯示，城市群城市的產業發展基本遵循類似邏輯：小區域內專業集中，大區域內分工協同。

這也是中國城市探索科創道路時，避免同質化競爭的一個自然而合理的選擇。

集聚要素為先，營建生態為重

城市和科創的話題，必然離不開地方政府。前面的案例也體現出政府部門的重要作用，他們會做規劃，做招商，推動培育和轉化，打造產業群、產業鏈，但是政府如何充當一個合理的角色，并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這也是我非常大的一個關注。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在這些科創明星城市崛起的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不少共同點，他們的頭腦都比較清醒，都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產業規律、科研規律前提下去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就像哈耶克所說：“要創造有利于進步的條件，而不是去‘計劃進步’”

其實國際上那些著名的科創集聚區，在這方面的理念和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他們的主要職能和工作目標是營造一個非常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外部環境，從物理空間的打造，到創新服務體系的建設，再到構建產業群落，最后形成一個全方位的科創大生態。換言之，即從1.0版本的科技園區演變為2.0版本的生活要素聚集的科創都市。

一個月前我去蘇州工業園區參加關于園區規劃的研討會，園區領導提出的“四個一流”的發展規劃令與會者紛紛點贊，即“一流的產業新區，一流的開放名區，一流的創新園區，一流的中心城區”，就是暗合了上述全球科創城市2.0版本的發展趨勢。

在與長沙當地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交流中，我們也發現，長沙這座活色生香的消費娛樂網紅城市，能快速崛起為中部科創名城，除去扎實的優勢產業基礎之外，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像人才落戶計劃、一站式審批制度、小微企業金融幫扶等，同時大力推動基礎研究，建成了一批重點實驗室，再加上城市在消費、房價等方面的吸引力，最終形成了一個科創友好型的大生態。

科創是個持續的考題，天然伴隨著風險，更沒有標準答案。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發展階段，所具備的創新要素千差萬別。但是，走訪了一批科創明星城市之后，我們發現，這些成功背后萬變不離其宗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定需要充足的創新要素。從政府角度而言，依托科研機構、企業，建立原始創新能力，以及通過科研、創業、孵化、轉化、產業化，形成創新創業生態，再到建立政府服務配套體系，科創投融資體系，構建產業群落，當是最核心的要素。

當這些要素最終集聚，如何激活相關要素，形成化學反應，打通創新鏈、產業鏈和資金鏈，并以更未來的視野，打造科創要素和生活要素齊聚的城市，將會是成功的關鍵，也是更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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